加州伯克利学长分享Academic Life

美伦教育

无论夹杂着多么复杂的私人理由，驱使我前往伯克利的首要驱动力，依然是对严肃知识的期待与渴望，或许也是为了弥补我自己升学道路上的一个遗憾吧。说来是有些奇怪的，从上一辈开始，我家一直是有一种名校情结在的，而我同辈的兄弟姐妹，不用说也是极为优秀的，致使我在进入大学前，一直生活在某种无形的压力和阴影之下的，即使家母对本人的学业并无过重的要求，但是由于珠玉在前的缘故，总是责备的多而夸赞的少，虽无法确定这样的环境是不是造成我性格刻薄恶劣的直接原因，但是总还是摆脱不了干系的。其实高中尹始，我并无参加高考的打算，自认并不是个考试机器的好材料，且自幼生性放浪，散漫惯了，总是静不下心来好好听些课，对于学习的态度，基本上属于大考前临时抱抱佛脚。或许是课程要求不高的缘故，成绩总体上还是不错的。直至高二结束，小生虽说不才，倒也拿到了三两offer，只是留学四年，学杂书费数额之巨大，不免令人咋舌。寒舍非豪商巨贾之家，若是勉强要求父母承担，实属不孝之举，只得作罢。静心勤勉读了一年书，或许是蒙荫祖上功德之故，最终结果总还是不错的。只是目见耳闻昔日同窗求学于一流学府，学问日益精进，自身却困于身边无文化品味相近之人，又被所爱之人弃之不顾（很遗憾的是，这种持续至今），徒然生出一种人生无望之感，心境颇有些“我亦飘零久，十年来，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”的悲凉，却又无人言说。就像是冥冥之中某种安排，或者说，借用一部人尽皆知的魔化现实主义小说那一段人尽皆知的开头，当面对班群里选派伯克利交换生的通知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，作为高中生的我，和五道口男子技术学院理论物理系毕业的舅舅对谈的那个下午，我们破天荒地开了一瓶罗斯福18号，舅舅问我：“说来听听，小伙子，你想去什么大学”，那时候，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伯克利，舅舅笑笑说，“这可有些难度啊，我本科时非常敬重的一位教授，便是伯克利出身，不过你这自由散漫的性格和政治倾向，倒也是合适的很。”，多年后回忆起来，也颇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，似乎明明之中早已注定，我读过的书，听过的故事，梦想过的梦想，和言说过无数次的为生民百姓立言的稚嫩理想，都指引着我走向那片自由的，我热爱的土地。我想，人生有几年可以不管不顾，埋头沉浸在象牙塔中读些无用的书；不必为金钱所累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；和三五好友坐在草坪上激烈辩论何为公理正义，如何富国强民，我们国家的未来该去向何处；受业于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都堪称人瑞的教授和年轻学者门下，感受到自己与那充满荣光的学术脉络从未有过的如此靠近的联系，甚至能化作该脉络的一份子，都是奢侈而幸福的事情，对我而言，即使充满辛酸和困苦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6个月更美妙的旅程了。因此，在我开始任何形式的卖弄与自吹自擂之前，我想以我最谦卑的姿态感谢家父与家母，是你们诚实而辛勤的工作，数十年如一日的简朴生活，对孩子纯洁而毫无保留的爱，明明心疼却依旧将我向远方推去的那份望子成龙的期望，才让我有了在这里谈论理想，歌颂爱情，追寻诗与远方的底气与可能。


在伯克利的生活，大体是忙碌而充实的，我选修+旁听过的课大体有：


Education as a Civil Right；


Chinese History：From Mongols to Mao；


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;


Wealthy and Poverty;


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；


所有交换生必修的sociology 198


而18点之后的时间段，基本都在Moffitt的五楼度过，当然在十点左右，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偷偷跑到楼梯间和家母视频通话，“欺骗”她我已经早早回到寝室准备洗漱，而伯克利的学业压力也没有外界传闻的如此繁重，好让家人放心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在伯克利求学的压力，与外界的传闻比起来只能是有增无减。其实课程要求的压力只是其次，更为恐怖的是peer pressure。身处这样的环境下，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可能是数学代写/计算机奥林匹克国家队成员，intel创新科技大赛的金牌得主，未来麦克阿瑟奖的有力竞争者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（甚至我在伯村还见到了我以前打oi时的前队友和对手），而只有自己，无论多努力，多投入，似乎都无法追上自己同学的脚步，好像只有自己，不但浑浑噩噩，甚至还在赞美自己的平庸，为点点成绩沾沾自喜。总体上说，在伯克利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，即使在深夜我无数次怀疑过“我是否准备好了”，也数次想抓起行李直奔机场，但是最后，在经历了如影随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后，我跌跌撞撞地走完这半年，倒也取得了些不错的成绩，在此姑且自满一些，我认为也无妨。


至于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，在这里也一并做个解释吧，为什么我一个教育学和心理学出身的人，去了美国反而变成了东亚系major？其中缘由很自然：一是我素来的志愿是历史系，进入教育学部或许算是阴差阳错；又在转专业的档口，因为犯了些年轻人的都会犯的错误，大体是幼稚，对他人充满期待和识人不慧吧，浪掷了唯一一次转专业的机会，因此抱憾至今。因为前文所述的，我大体上是逃到伯克利去的，既然是逃，那好歹是个自由身，那便从心所欲，做些喜欢的事情也无妨，这个类比大体上是不恰当的，只是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，我脑子挥之不去的是柏林布洛克的哀叹，“一句短短的言语里，藏着一段多么悠长的时间！四个沉滞的冬天，四个轻狂的春天，都在一言之间化为乌有：这就是君王的纶音”我的待遇大体上是比这位贤明的国王好上许多的，我远离故土的时间，不过是错过了故乡的凌冽冬天和温暖的春天初夏，但是思念和倾慕，却比那驼背的君王要残忍上许多。二来则是家学传统，虽然本家家学渊源并不深厚，但是倒也算藏书丰厚，自幼读着何炳棣，邓嗣禹，胡适，瞿同祖，费正清，列文森等人的著作长大，自然是对他们身上的共同标签“东亚学者”感到既神秘又好奇，初入大学时甚至萌生过投考哈佛燕京的念头，而后年纪渐长而逐渐认清现实。最后则是为了专业发展之故，本人未来的升学志向，大体上是社会公平和教育政策，而民族的疆域，风物，历史，文化共同构成了民族的文化性格，进而构成了今天的中国这一文化事实。而伯克利东亚系的学术成就，毫无疑问是学界顶尖，光是想想能够受业于这些学人的门下，成为这一宏大学术脉络的一叶微小支脉，就足以让人激动万分。